个人经历
本人1970年毕业于哈尔滨市第73中学,属于70届高中毕业生,是特殊年代造就的”高中毕业生“。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,实质上是有其名,无其实的“高中”毕业生。
从1971年开始参加工作,直到1978年考入大学前,都在当地的一个无线电工厂做仪表工人。这个无线电工厂是一个数字仪表的生产厂,主要生产数字式频率计(10MHz)、积分式数字电压表、数字万用表。
在工厂的七年实际工作中,我结识了晶体管特性图示仪、示波器、数字万用表、电阻箱、电子数字式频率计等常用仪器;接触到了电阻、电容、JK触发器、D触发器、 MOS、CMOS数字电路;使用过8FC2、FC3等国产运算放大器;学习了欧姆定律、戴维南定理、克西霍夫定律;自学了数字电子技术、模拟电子技术等相关基础知识。了解了数字仪表的基本工作原理,比如:斜波比较式、双积分式、多斜积分式、逐次比较式、脉冲调宽式等。
在师傅的帮助下,依靠自己的不断努力,渐渐的成为那批青工中(我们一批进厂的有五十多人)的佼佼者。
对技术工作的热爱,可能就是源于那段工作经历较为出色的影响。由于工作认真、出色、技术能力强,深得技术厂长赏识。
1975年我受厂长的指派,独自一人到 吉林大学应用化学研究所修理我们厂生产的数字万用表。在顺利的完成修理任务后,该单位的领导又让我给那些“大科学家“们讲解一下数字万用表的基本工作原 理,可能是由于修理工作太顺利,“自信心”大增,不知天高地厚的我,还真象模象样的、不知对错的讲了一气。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年轻呀,“无知者、无畏”。
瞎猫还有碰死耗子(老鼠)的时候,何况我乎?一次成功的外出,反馈效果很好,我在工厂开始“升华了”。说句老实话,那时我的文化水平“打压”后也就是小学五年的文化底子(因为我读到小学五年级时,文革便开始了),毕竟是一个没有系统学过初中的数学,甚至连最简单的三角函数也搞不太明白的小学生,怎么去理解电工学、电子学中,用数学公式来表达最基本理论的知识呢?
别看我只是一个仪表工,可是我已经“打入”和参与一个产品改进试制组的技术工作,迫于实际工作上的压力,那时,我已经开始意识到得加强学习了,要想参与技术试制组的工作,必须提高和充实自己的文化基础知识。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,迫使自己开始自学初中的代数部分。
自学谈何容易,那时哪有今天的这样的文化学习环境,没有老师的系统讲解和辅导,仅靠自己的领悟是不够的,要想提高那可是真的太难了。尽管如此,我那时还是横下一条心,从基础入手,到市图书馆(每次只能借阅30天)借了“数理化自学丛书”,利用自己的业余时间,自学了“数理化自学丛书”中的代数(第一册)、(第二册),就这样我坚持了大约两年的时间。
说到这里,我应该自豪地告诉大家“我有一个好爸爸”,他在关键问题上,绝对是一个“先知者”。
1976年秋季,刚刚粉碎“四人帮”不久,在政治上还没有获得真正“解放”的爸爸,以他高度的政治敏感性和丰富的人生阅历,就曾不止一次的告诫过我,一定要下决心继续复习文化课。他十分坚定的对我说过:“你看着吧!今后,国家一定会恢复高考制度,不学习、没有文化是肯定不行的”。得益于爸爸关键时刻的谆谆教诲,我“不抛弃,不放弃”一直坚持着走我的自学之路。果然,国家于1977年恢复了高考,1978年实行了全国统考。而我努力、我坚持,我做到了,我终身受益,并受益匪浅。
1978年我以数学71分、物理74分、化学82分、政治84分、语文63分并且总分数374分的好成绩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(那一年我24周岁)。因此,在我人生关键的时刻,有了一大转折点,我开始由体力劳动者向脑力劳动者挺进。
那时的我,收到的全是羡慕的目光,听到的“一水儿”都是赞美之词,我是70届高中毕业生中的幸运儿。而今天回过头来看看:我当年所在的无线电厂的青工们,大多都经历了企业的改革,兼并、解体,分分下岗了。我之所以能有今天,全凭着自己的“勤奋”、“刻苦”、“毅力”和“坚持”。
如果说,点动构成线,线动构成面,那么引领我自学,鼓励我成功的另一位贵人,应该是与我同在一个工厂工作的青工工友 Zhang shao song。
用今天的语言来描绘,他相貌酷似“周华建“,性格和为人趋近”杨振宁“,他生长在普通的教师家庭(父母都是小学校长),爱学习,有教养,有礼貌。我俩不仅是同龄人,秉性爱好也相同,又加上同时进一个工厂,又同为仪表工,是十分要好的好朋友。1977年恢复高考,他率先参加了考试,并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录取。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更高目标,出国进修学习,先后去了日本、澳大利亚、最后选择了在美国定居生活。
其实,我们俩文化课复习起步的时间相差不太多,大约都是在粉碎“四人帮”前,就悄悄的开始行动了,只因他父母是老师,“拥有”正规军点播,而我只能靠自学,自悟了。是他的一次发现,让我找到了自学领路人---中学老师。说来也巧,那时工厂因电力供应紧张,白天经常停电,我有机会,利用停电后的时间看书,被 Zhang注意到了,他十分善意地对我说:“我有几个好朋友,每周三次到一个老师家补习数学,你感兴趣的话,可以去听一听”(在今天看来,太难以做到了)。在我看来,恰似“常青指路”,我怎能不“奔向红区”呢?欣然接受,求之不得。
那位老师是哈尔滨第三中学的老数学教师(当时年龄近50岁),在那个不学无术、学生都不认真学习的年代,能有几个学生到他家,并求教于他,他显然是“受宠若惊,欣喜若狂”,老师无比自豪的接纳了他们。我的加入,更让这位老师兴奋不已。我们每次到老师家学习,他都像接待客人一样,亲自沏茶倒水,格外热情,看得出他特别珍惜我们对他的这份尊重,同时也看得出他十分尊重我们对知识的渴求。当老师在不足1平方米的小黑板上讲解着三角方程习题时,我傻了眼,我连三角函数还搞不清楚呢,我差得太多了,心里没底儿,真冒汗呀。尽管如此,我平稳了一下心态,暗下决心,机会难得,一定赶上。就这样我坚持听完了所有的课程(大约两周的时间),要知道那时候,这种学习方式完全都是自发的,民间的个人行为。老师给讲课,分文不取,在今天看来,就是做奉献了。
我们学到了东西,当然很感激老师。学习结束了,我们几个人凑了一百多元钱(因为我们都有工资),给老师买了一个日本精工牌石英钟以表达谢意。
1977年恢复高考后,我的那个工友参加了考试,并被哈尔滨医科大学录取了。那年,我总是感觉自己复习的没把握,不全面,与他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,便痛下决心放弃了1977年参加高考的机会,我暂时的“掉队”,让他感到非常的惋惜。而看了考题后,我也十分懊恼,万分后悔。他也为我感到遗憾,当时我们俩儿都乐不起来,为了安慰我,他约我到他家,那天我们长谈了一夜。他有嘱托,我有期望,我们回顾了过去(昨天)在一起的时光,畅谈了现实的打算(今天),展望了未来的发展(明天)。他的未来很明朗,而我的下一步却很迷茫,是他一再鼓励我,再坚持半年,好好复习,一定会比他考得更好。
我深刻地记住了他的“攥拳”话,“争取我们同一年毕业“(医科大学学制五年)。”“不在沉默中爆发,就在沉默中灭亡”。为了我的“爆发”,他把自己的“最爱”托人购买的60年代出版的,1978年1月再版的,一套“数理化自学丛书”送给了我(哈尔滨首次仅来50套),面对他感人之举,我没有别的选择。这并不是一般的割舍,而是一次真心的放弃。因为我知道,当时他妹妹也正在复习之中,她也很需要这套珍贵的“宝书”。他把希望的“宝”压在了我的身上,明明知道他在忍痛割爱,我确无法拒绝,只有接受。他十分轻松地笑着对我说:“书完全可以有机会再买,你现在的基础与她(妹妹)相比要好得很多,你先看吧!”。其实他是非常了解我当时的情况,如果我放弃了考大学的念头,加之已经谈了女朋友(现在的太太),满足于现状,也是无可非议的。因为我已经有了工作,而且是一份让人垂涎的好工作,无线电厂的工作环境和待遇,在当时,那是“相当的”上乘了。上大学可以说并非是我唯一的选择,我接受了这套书,就意味着我向他在承诺:“只许成功,不许失败”。
可是就在痛下决心放弃了77年的高考时,我周围有很多人都表示出无法理解的心情,特别是我的爸爸。在他们看来,行与不行总要试一试,通过考试检验一下自己的能力和差距,没有什么不好。我多倔呀,谁能犟过我呀?我仍坚持着自己的理由:打有准备之仗,打有把握之仗,匆匆突击应对高考,会使我无法系统的复习;一旦考砸了这会彻底的击垮我的自信心,更何况,这两次高考的时间,仅仅相隔半年。我的理念是:稳(把握),准(有目标),狠(拿下),“必须的”。事后证明了我当初的战略决策是对的,否者一生都会被不断的指责。
接下来的时间,我完全可以认真、系统的来学习这套丛书了。
这套丛书总计共有17册,其中:《代数》、《物理》、《化学》各四册,《平面几何》二册、《三角》一册、《立体几何》一册、《平面解析几何》一册。
当时正值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刚刚结束不久,几乎是百废待兴,学习用的参考书少得可怜又可怜。而这套丛书对我们这一代被“文革”耽误了学业的人来说真像是一场及时雨。尽管物理书中的单位制与现在的不一样,我还是利用大半年的时间,将数、理、化共十二册的习题全部都做了一遍,并在1978年一举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,圆了我们彼此之间的青春梦想。
十多年前Zhang回家探亲时,我们见过一面,这是分手以来见的第一面。彼此之间都聊了些什么,我并没有太深的印象,但是他当年对我的那段纯情的帮助,我将永远深深地保存在记忆中。在此,我和我的太太,站在祖国的大地上,虔诚地遥祝你,远在大西洋彼岸的zhang和一家人,健康,安好!
接到“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”后,看到爸爸、妈妈脸上一直掩藏不住的笑容,听到挚爱亲朋们的同声赞美,年轻的男工友们发出了嫉妒目光,漂亮的女工友们飞来的羡慕眼神。这时的我,在赞美,羡慕,夸奖声中渡过,每天簇拥在众多笑脸之中,天天享受在幸福的海洋里。真是从心理得到放松,我走在中央大街上,品尝着马迭尔宾馆独家的俄式酸奶,与家人共同享用着华梅西餐的俄式大菜。我“旋转”在秋林公司里,看到五颜六色的水果沙拉,闻到了飘着麦香,酸味儿的大列巴(俄式面包),嚼着蒜茸味儿浓浓的里道斯香肠,欣赏着高举大杯生啤酒狂饮的年亲人们,我强烈的感觉到,他们无不都在为我喝彩和祝贺。在夕阳西下的松花江畔,晚霞,鲜花,绿草,恋人,无不都在点缀着我们的新生活。遗忘了烦恼,丢失了忧愁,毫无疑问,那一年的夏天,我是当之无愧的哈尔滨快乐“男孩儿”。阳光,沙滩,浪花儿,五色草,无不都在展示着哈尔滨夏天的美。
毕业后,我被分配到一个事业单位,一直从事科研项目的研究、开发工作,主要还是做硬件电路设计。由于有多年工厂仪表工的工作基础,又经过十多年科研工作的实战磨练,使我的模电、数电、单片机系统的设计能力大有提高,我自主设计的“跨导功率放大器、矢量前馈控制电路”一直沿用多年,使用到现在,经久不衰。毫不客气的讲:水平还是相当不错的。
我参加过的课题有两个获得过《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》,我主持的课题也曾多次获得过省、部级的科技进步二等奖、三等奖。正因为如此,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成为 一个软件程序员或者在软件设计上有什么更大的发展,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专业、系统的学习过任何高级程序设计语言。只是简单的看过Java、C#、 WinCE,但也没有真正用来编写过一行程序代码。我也曾做过程序设计,用BASIC语言编写过基于GPIB的测控程序和设计过单片机的监控程序(汇编),但这也并非真正的涉及到较复杂的软件程序设计。软件工程设计,在我看来是与硬件电路设计格格不入的两个行当,从根本上讲: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方向。事实上,不能够在软件上发展的真正原因是:我的英文很烂(上大学才开始学习ABC)。
再后来,在自学VHDL硬件描述语言时,也曾感觉到软件设计与硬件设计真的可以融为一体。实际上,其本质还是用软件来实现硬件电路的一种设计方法,并不涉及任何软件工程中的概念,仅此而已。ARM的出现也不过如此。
自学Java、C#、WinCE等高级语言,也仅仅是试探性的了解一些相关知识,并没有任何实际的应用目的性。不过通过了解,我还是对WinCE更喜欢,毕竟用于嵌入式测试、测量系统,它比那些高级语言要实用得多。
但是,人世间许多事情的发生和变化,往往是我们根本无法事先预知的,技术工作亦如此。
2004年8月开始接触、学习LabVIEW,于是就有了今天的《LabVIEW学习札记》和这个人主页。